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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乌镇声音】周鸿祎：没有攻不破的系统，未来要做到安全先行******

　　近日，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在浙江乌镇举行。峰会期间，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随着数字化发展，未来基本上所有问题都是基于数字化发展，软件里漏洞不能全部消除，必然导致“没有攻不破的系统”。“这种情况下，发展与安全应该并重。未来随着数字化发展，原来安全可以忽视或延迟一步，但未来安全要先行。”

　　记者：工信部数据显示，截至9月末，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发展蜂窝物联网终端用户17.45亿户，已超移动电话用户数6586万户。怎么看待物联网用户超过了移动用户而产生的安全问题？

　　周鸿祎：这个趋势一点都不惊讶。物联网设备不仅数目众多，而且都是无人值守的设备，可能是7×24小时在用。所以，物联网的数目可能是手机、电脑等加起来的一百倍以上。这个时代一定会来到，只不过是快和慢的问题。

　　物联网时代带来的安全挑战非常大：第一，每个物联网设备都是基于软件定义，所以物联网设备里也有很多漏洞；第二，物联网设备万物互联，可以把虚拟世界和物理世界连在一起，但反过来使得所有在虚拟世界里的攻击都会变成物理世界的伤害；第三，物联网设备数目众多，而且很多物联网设备都是通过5G链接、没有边界，过去想通过边界防护的方法也不可能了。

　　事实上，传统网络安全行业缺乏主动设计的碎片化思路已不再适用。因为总不能再给每一台物联网设备都配防火墙、装杀毒软件，这是典型的刻舟求剑的思路。所以，这就需要用新的顶层设计、新的方法来解决。其实，在物联网时代，只要通过足够多的数据探针，把在物联网设备上产生的安全流量、安全事件都汇总到一个中央大数据平台，从全网的维度进行集中研判、分析。在某个物联网设备被攻破之后，能够快速地看到，而且能够快速地应对。

　　记者：前段时间，西北工业大学遭遇黑客攻击。类似情况应该如何应对？

　　周鸿祎：这种国家级攻击主要危害有两种：一是偷窃情报和数据，导致很多老百姓个人隐私泄露，又卖到暗网上，导致很多欺诈集团利用这些数据，给老百姓带来“切肤之痛”；二是国家级攻击瞄准对象是国家关键基础设施，比如，水电气、城市交通、能源、金融、教育、医疗等。

　　记者：后疫情时代，互联网发展前景如何？

　　周鸿祎：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并不矛盾。它是要用数字化对实体经济进行改造，改造完以后实体经济也可以称为数字经济。这就意味着，传统的行业不要老去内卷或过度竞争、躺平，而是想一想如何用数字化进行流程再造、商业链条再造，从而产生创新的业务模式，这就意味着所有行业都值得用数字化再做一遍，这里就有巨大的机会。

　　记者：现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在发展信创产业。如何避免同质化竞争？

　　周鸿祎：信创产业非常重要，它是要把很多IT技术架构，从底层CPU主板内存硬件，到操作系统以及各种应用办公软件，都能实现国产化，防止将来在供应链上被其他国家“卡脖子”。所以，现在各地都在做不同的信创平台，这是非常有必要的。信创本身解决了一部分安全问题，至少解决了别人在供应链里利用给操作系统布设后门的问题。但信创同样面临着数字安全挑战，因为里面代码无论是利用开源代码修改，还是自己撰写代码，都会存在一些漏洞，有漏洞也一样会被人利用。所以，要保证信创体系应用软件操作系统安全，也需要建立起类似360安全大脑的这种大数据分析体系，能够把信创系统、信创设备中可能的安全攻击捕捉到。（记者 李政葳 刘昊）

师恩难忘******

　　刘末利

　　1960年，对于当下，已是十分遥远。对于我，那时从学校毕业，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，还是如此清晰在目。那时的我，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，也显得非常稚嫩。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。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，社领导、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，都给予鼓励、赞许。

　　记得1961年的春天，我奉命出差，地点是天津市区。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。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。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：“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，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。”

　　几十年来，这个“评语”一直牢记在心。1963年初，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。第二年的春天，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。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。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，我毫无把握。到了杭州，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，更使我忐忑不安，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“出洋相”。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，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。他当即给我出题目，约请与会的杭州、宁波、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，他也参加。社长手把手的指导，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。一切安排妥当，座谈就在晚上。趁那天下午休会，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，我也随行。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、聊天。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，品尝龙井新茶。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“机会”，享受龙井的美妙，一杯接一杯，忘乎所以。返程途中，自我感觉不妙——晕车了。回到宾馆，免去晚饭还不行。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，与会者陆续到达。我却因胃里“翻江倒海”，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。多少年来，无论我怎样努力，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，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：“你这种身体，怎么当记者呀！”

　　这个“洋相”出得够可以的了。晕车固然是因为“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”，算不上疾病，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。“杭州事件”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“对着干”。后来，我因采访而海、陆、空都“晕”过了。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，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，我参加首航采访。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“现场采访”。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，我就晕得躺倒了。眼看完成任务有难，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。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，再陪着我前去。我就在“采访—躺下—再采访—再躺下”的节奏中完成“首航”。

　　岁月流逝。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，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。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。1979年初，上海分社“开张”，包括分社负责人，人员只有七八个，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。那时国家进入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新时期。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，又是全国工业基地；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、对外开放的方针中，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。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、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，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。上海分社“经济报道没做好”，使我承受巨大压力。我感到迷惘，无所适从。某年，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。我不知道他此行的“任务”。但是他私下对我说，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，责任不在于我，我已经尽职了。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。1982年春，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、专稿部及广东、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，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。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，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。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，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。于我，真是醍醐灌顶！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，目的明确，效果显见。我走出了“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”、“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、文艺、体育等‘三宝’为主”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，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
　　也是在1982年，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，明确了“面向中间，反映现实”的专稿工作新方针。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，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、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。其时香港《明报》、《快报》等常见署名“宗涓”的专电，评述中国时政。文笔挥洒自如，读得我如痴如醉，不胜钦羡。我本专稿部出身，于是学样“跟进”。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，给我鼓励。1984年底，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，还当面请教，受益匪浅，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。上述时期，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，我的多位老同事，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，他们是我的益友，更是良师。我永远感谢他们。挂一漏万，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。

　　1984年底，各地方分社换班。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。我毫无思想准备，心中茫然。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。他“面授机宜”道：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。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“强项”；二来只有身在“第一线”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。后来，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。虽然辛苦，于我个人、于分社都足见成果，毋庸多言。

　　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，得到多位领导、资深同事们的培养、帮助，十分难得；唯有满怀感激，永远念叨：“师恩难忘”！

　　(历史资料)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